從大學走向社會的過程里，無論干什么都有那么多的選項，yes or no，A B 還是 C，把每一個自我淹沒在無邊無際的考量和不安里。那些選擇的重量會讓你懷疑，按下選擇的這只手能承受它帶來的后果嗎？是不是應該保持默認，接受父母建議，過上別人幫你規劃的生活，才會過上更輕松一點的日子？但那樣的話，你自己又在哪里？
“選擇到底意味著什么？為什么你要一直選來選去的？為什么要在不同的鞋，不同的衣服，不同的家具，不同的住處，不同的生活方式里選擇，選擇，選擇？為什么你閉眼點擊下一步，為什么不輕松地接受命運安排給你的默認選項？你每一步去精挑細選就是對的嗎？你又怎么知道？”
我們和 “自如海燕計劃” 想一起幫你找到你自己的回答。我們走出辦公室，尋訪了一批在18歲到24歲的人生轉折期里面臨選擇的年輕人，他們也許就是你身邊的同學或對桌新來的同事，他們的憂慮與困惑一點也不比你少，但他們都在無數可能中尋找到了屬于自己的姿態與方式 —— 希望你也能。
高言是在大四發現自己再也不喜歡 b-box 了的。
六七年前，他在初中期間喜歡上了 b-box，那么時候身邊沒人可以一起玩，他就在網上找伙伴，在貼吧，在優酷的評論區跟人交流。大學到了上海，為了聚集起有這個愛好的人，他還在學校里成立了一個 b-box 社團。
一直以來，“b-boxer” 都是他重要的認同感來源。他會這么跟人介紹自己，也愿意在眾人的邀請下來一段，但現在他不愿意了。有一天，他去參加了幾個上海 b-boxer 的聚會，在那個聚會上，他忽然感到一陣不適，過去熟悉的場景突然變得陌生。
“我覺得他們都像是一個模子刻出來的。沒勁。”
從聚會回來之后，他把微信頭像換成了天線寶寶里的 “諾諾吸塵器”，像是要躲回到一個更安全和簡單的世界里。
被挫敗的期待：我是誰？我在這干什么呢？
扎西是高言在這所財經院校里的同班同學，他是藏族，來自拉薩，但高中就到了上海讀內地班。他普通話說得很好，甚至還會帶一點江浙口音。高言忙著張羅社團和踢足球的時候，扎西覺得，他根本就是來錯了地方。
還沒上大學時，扎西看過一部吉卜力工作室的電影《來自虞美人之坡》，描繪了20世紀60年代初，從戰后復蘇中的日本，舊的事物被摒棄，人們談論著新鮮的一切。在他的想象中，那是大學應該有的樣子：“宿舍特別舊，但大家有很多社團，很多樣，雖然你研究哲學，我研究化學，但我們能特別放松地互相交流。”
可是財大的氛圍很保守，完全挫敗了扎西的期待，草坪上沒有高談闊論的學生，只有說著上海話遛娃的小區居民，學生們行色匆匆，不是在看手機，就是在回寢室給手機充電的路上。
大一時，他有一陣子每天都睡不著覺，感覺自己像頭困獸，被束在宿舍里那張窄窄的床上。他不知道自己為何在這里，不知身邊的人和自己有什么共同點，最重要的是，不知道要怎么逃離。
好在大二快結束時，遇到了喜歡音樂的朋友，看到別人自己做歌，他想，“Why not？”從此也開始學著做 beats，用藏語和漢語寫詞。對于一個敏感的人，只有創作才能夠讓他感到最大的解放。
未來的選擇：失序的世界里，我想先要點安全感
比起扎西的不適，高言更快地接受了被暗示的規則：“進了這所學校，其實未來的出路比較清晰了，大家都去 ‘四大’、銀行、證券。”
財經院校的氛圍自然要實用些，大家進校就開始考證，從 CPA 到 ACCA，哪怕他們在人文學院，證也是能考全都考，畢竟 “來都來了”。
高言選修了不少財經類課程，也在考 ACCA 的證書，社會學畢業后，他打算工作一陣子再考法律類的研究生，“這樣可以事法律審計的工作”。面對復雜的成人世界，跨邊界的職業化是高言能想出的應對辦法。
證書被炒起來也是這幾年，跟身邊的同學一樣，他也懷疑這是不是一場大騙局，以后市場需要這么多的持證人嗎？但他能確定的一點是，“能通過自己的專業知識來掙錢，感覺非常好。”
高言的心里住著一個喜歡把事物裝進方格的人，他向往一個秩序井然、容易理解的世界，但出去的第一場面試就把他弄蒙圈了：同一場面試的人里，從專科到博士生都有。“外面的世界好像沒有我以為的那么結構化，基本上還是無差別競爭”，所以，考一堆證書有什么用？你有了證書，你就是市場需要的人嗎？
不安穩與不確定，或許是全人類的處境，而 “保障感” 則是高言使用的高頻詞。還有幾個月離開校園時，他為自己找到了兩個 offer，一個是銀行，另一個是家電公司的市場營銷，兩份工作的穩定度不一樣，但他還在衡量。衡量來衡量去，他發現自己最害怕的原來是 “回家”，去干家里幫忙安排的工作。他不怕別人怎么看，但害怕自己不再學習和成長，害怕自己在精神上迅速地老去。
學校的食堂旁，有一小片空地挨著宿舍區，也連著超市和球場，是一個簡單舒適的公共區域，來自西藏老家的朋友下了課都來這里聊聊天，大四的話題自然是未來，而除了扎西之外，大家都打算畢業以后就回家了。
“十二、三歲就來內地讀書了，我們總要回去的。”
“回家” 像是一個嘀嗒作響的背景音，回響在每個人的身后。只不過有的人近一點，有的遠一點。“我們都離家久了，父母的身邊沒有人陪。” 但扎西的爸爸媽媽沒有催他回家，只是他內心深處知道，一個來自西藏的孩子，或許總有一天是要回家的。
在外讀書的日子像是某種現代的游牧，高原的冬天氣候寒冷，回家的路也太漫長。在內地讀書的這幾年，扎西說小時候帶自己的長大的老人很多都 “沒了”，不少老人熬不過冬天就去世了，等夏天回去才發現，家里的人少了一個。
但一旦回了家，就得面對單一而保守的環境，他幾乎不會有個人的空間，一個人的社會地位、權力與聲望都來自于他是哪個體制內單位的人。媽媽雖然支持他寫歌，但那種氛圍還是讓他害怕，怕自己不得不變得很 “社會”，和人抽煙喝酒，用一樣的套話，一樣的手勢。
回去生活幾近于在二十歲退休，但一直過著兩種截然不同的人生也能令人發瘋。到底什么是重要的？那些睡不著的晚上，扎西回答了自己：他唯一不能接受的失敗是，快要離開人世的最后一天，卻想著 “那個時候為什么沒有拼一拼”。
外面的世界里有太多可能性，扎西想知道他還可以成為什么樣的人。他決定不給自己設限，“哪怕有實際的困難，但感覺對的就盡可能去做。”
回家，等四十歲的時候再回家吧。
球場和房間：有一天自由總會有的
三年多的混戰后，他們快畢業了，但高言和扎西都常常忘記，他們七月就要離開學校。
五點鐘，高言說得回去接著改論文了，他的論文題目有關趣緣社群，研究因為對足球的共同喜愛而聚集在一起的團體。論文題目是他和導師一起確定的，發覺了自己對 b-box 的冷淡之后，足球成為他僅有的樂趣。
高言說，如果沒有限制，他最想做的一件事是去西班牙，去巴塞羅那，“最好能找一個在球場邊修草坪之類的工作”。沒有競爭與對抗，沒有其他人的挑戰，只有熱烈的陽光，散場后的球場里讓人沉醉的空曠與寂靜。
仲春的陽光很充足，關于未來的決定已經做好了，高言跟扎西都感到難得的放松。大學四年，好像最奢侈的竟然是這點空閑，放在生活里，像是偷來的東西。
想到未來，最讓扎西激動的是可以住進一間可以自由使用的房子，像任何心懷創作夢想的年輕人一樣，他想要有一個自己的空間，“大家都可以來，我們想怎么裝飾就怎么裝飾，墻上可以貼我們喜歡的畫，不一定是做歌的，畫畫也可以，我們可以有一段友誼，大家在一起很舒服，然后可以開心地做東西。”
“現在的狀況像是被束著一只手，你明白嗎？” 他說，“如果可以這樣的話，就可以很自在了”，說這話的時候，他往后靠在椅子上，雙臂張開，做出擁有很多空間的樣子。
在人類學中，人類學家用 “通過儀式”（rite of passage）來描述個人生活隨年齡增長從一個階段向另一個階段過渡的過程。在人類文化中，長大常常是一場折磨跟試煉，通過了這場試煉，則確定你是一個可以盡到責任，享有權利的大人，這個過程，不是那么浪漫。
大學的時間被 “考證” 吞噬掉了，就業競爭的前置，讓即將畢業的大學生必須更深地陷入進去。就業競爭也是階層的競爭，它從職場期向前蔓延到高考期，走出家庭，走到外部，完整對接，嚴絲合縫，身在其中的人要么接受，要么離開。“閑逛、游蕩，不合時宜地閱讀與思考” 的 “游蕩者”，似乎只能存在于社會主流與個體意愿之間的縫隙中。
如果說一個剛進入大學的新生，需要的是更多的選擇，那么正在面臨畢業的高言和扎西，必須在種種選項中減少自己的選項。高言在思考中生長出了懷疑，他懷疑選擇到底是不是都是假象，人究竟能否做決定，人能否擁有自由，“我們是否都在扮演那個角色，只是有人演得投入，有人演得勉強？”
大四的人生，就像站在一場 party 散場后的緊急出口里面，看著逐漸吞噬掉快樂的晨光降臨，不過艱難和不快的選擇仍然好過沒有選擇，不是嗎？（轉自：VICE）
“選擇到底意味著什么？為什么你要一直選來選去的？為什么要在不同的鞋，不同的衣服，不同的家具，不同的住處，不同的生活方式里選擇，選擇，選擇？為什么你閉眼點擊下一步，為什么不輕松地接受命運安排給你的默認選項？你每一步去精挑細選就是對的嗎？你又怎么知道？”
我們和 “自如海燕計劃” 想一起幫你找到你自己的回答。我們走出辦公室，尋訪了一批在18歲到24歲的人生轉折期里面臨選擇的年輕人，他們也許就是你身邊的同學或對桌新來的同事，他們的憂慮與困惑一點也不比你少，但他們都在無數可能中尋找到了屬于自己的姿態與方式 —— 希望你也能。
高言是在大四發現自己再也不喜歡 b-box 了的。
六七年前，他在初中期間喜歡上了 b-box，那么時候身邊沒人可以一起玩，他就在網上找伙伴，在貼吧，在優酷的評論區跟人交流。大學到了上海，為了聚集起有這個愛好的人，他還在學校里成立了一個 b-box 社團。
一直以來，“b-boxer” 都是他重要的認同感來源。他會這么跟人介紹自己，也愿意在眾人的邀請下來一段，但現在他不愿意了。有一天，他去參加了幾個上海 b-boxer 的聚會，在那個聚會上，他忽然感到一陣不適，過去熟悉的場景突然變得陌生。
“我覺得他們都像是一個模子刻出來的。沒勁。”
從聚會回來之后，他把微信頭像換成了天線寶寶里的 “諾諾吸塵器”，像是要躲回到一個更安全和簡單的世界里。
被挫敗的期待：我是誰？我在這干什么呢？
扎西是高言在這所財經院校里的同班同學，他是藏族，來自拉薩，但高中就到了上海讀內地班。他普通話說得很好，甚至還會帶一點江浙口音。高言忙著張羅社團和踢足球的時候，扎西覺得，他根本就是來錯了地方。
還沒上大學時，扎西看過一部吉卜力工作室的電影《來自虞美人之坡》，描繪了20世紀60年代初，從戰后復蘇中的日本，舊的事物被摒棄，人們談論著新鮮的一切。在他的想象中，那是大學應該有的樣子：“宿舍特別舊，但大家有很多社團，很多樣，雖然你研究哲學，我研究化學，但我們能特別放松地互相交流。”
可是財大的氛圍很保守，完全挫敗了扎西的期待，草坪上沒有高談闊論的學生，只有說著上海話遛娃的小區居民，學生們行色匆匆，不是在看手機，就是在回寢室給手機充電的路上。
大一時，他有一陣子每天都睡不著覺，感覺自己像頭困獸，被束在宿舍里那張窄窄的床上。他不知道自己為何在這里，不知身邊的人和自己有什么共同點，最重要的是，不知道要怎么逃離。
好在大二快結束時，遇到了喜歡音樂的朋友，看到別人自己做歌，他想，“Why not？”從此也開始學著做 beats，用藏語和漢語寫詞。對于一個敏感的人，只有創作才能夠讓他感到最大的解放。
未來的選擇：失序的世界里，我想先要點安全感
比起扎西的不適，高言更快地接受了被暗示的規則：“進了這所學校，其實未來的出路比較清晰了，大家都去 ‘四大’、銀行、證券。”
財經院校的氛圍自然要實用些，大家進校就開始考證，從 CPA 到 ACCA，哪怕他們在人文學院，證也是能考全都考，畢竟 “來都來了”。
高言選修了不少財經類課程，也在考 ACCA 的證書，社會學畢業后，他打算工作一陣子再考法律類的研究生，“這樣可以事法律審計的工作”。面對復雜的成人世界，跨邊界的職業化是高言能想出的應對辦法。
證書被炒起來也是這幾年，跟身邊的同學一樣，他也懷疑這是不是一場大騙局，以后市場需要這么多的持證人嗎？但他能確定的一點是，“能通過自己的專業知識來掙錢，感覺非常好。”
高言的心里住著一個喜歡把事物裝進方格的人，他向往一個秩序井然、容易理解的世界，但出去的第一場面試就把他弄蒙圈了：同一場面試的人里，從專科到博士生都有。“外面的世界好像沒有我以為的那么結構化，基本上還是無差別競爭”，所以，考一堆證書有什么用？你有了證書，你就是市場需要的人嗎？
不安穩與不確定，或許是全人類的處境，而 “保障感” 則是高言使用的高頻詞。還有幾個月離開校園時，他為自己找到了兩個 offer，一個是銀行，另一個是家電公司的市場營銷，兩份工作的穩定度不一樣，但他還在衡量。衡量來衡量去，他發現自己最害怕的原來是 “回家”，去干家里幫忙安排的工作。他不怕別人怎么看，但害怕自己不再學習和成長，害怕自己在精神上迅速地老去。
學校的食堂旁，有一小片空地挨著宿舍區，也連著超市和球場，是一個簡單舒適的公共區域，來自西藏老家的朋友下了課都來這里聊聊天，大四的話題自然是未來，而除了扎西之外，大家都打算畢業以后就回家了。
“十二、三歲就來內地讀書了，我們總要回去的。”
“回家” 像是一個嘀嗒作響的背景音，回響在每個人的身后。只不過有的人近一點，有的遠一點。“我們都離家久了，父母的身邊沒有人陪。” 但扎西的爸爸媽媽沒有催他回家，只是他內心深處知道，一個來自西藏的孩子，或許總有一天是要回家的。
在外讀書的日子像是某種現代的游牧，高原的冬天氣候寒冷，回家的路也太漫長。在內地讀書的這幾年，扎西說小時候帶自己的長大的老人很多都 “沒了”，不少老人熬不過冬天就去世了，等夏天回去才發現，家里的人少了一個。
但一旦回了家，就得面對單一而保守的環境，他幾乎不會有個人的空間，一個人的社會地位、權力與聲望都來自于他是哪個體制內單位的人。媽媽雖然支持他寫歌，但那種氛圍還是讓他害怕，怕自己不得不變得很 “社會”，和人抽煙喝酒，用一樣的套話，一樣的手勢。
回去生活幾近于在二十歲退休，但一直過著兩種截然不同的人生也能令人發瘋。到底什么是重要的？那些睡不著的晚上，扎西回答了自己：他唯一不能接受的失敗是，快要離開人世的最后一天，卻想著 “那個時候為什么沒有拼一拼”。
外面的世界里有太多可能性，扎西想知道他還可以成為什么樣的人。他決定不給自己設限，“哪怕有實際的困難，但感覺對的就盡可能去做。”
回家，等四十歲的時候再回家吧。
球場和房間：有一天自由總會有的
三年多的混戰后，他們快畢業了，但高言和扎西都常常忘記，他們七月就要離開學校。
五點鐘，高言說得回去接著改論文了，他的論文題目有關趣緣社群，研究因為對足球的共同喜愛而聚集在一起的團體。論文題目是他和導師一起確定的，發覺了自己對 b-box 的冷淡之后，足球成為他僅有的樂趣。
高言說，如果沒有限制，他最想做的一件事是去西班牙，去巴塞羅那，“最好能找一個在球場邊修草坪之類的工作”。沒有競爭與對抗，沒有其他人的挑戰，只有熱烈的陽光，散場后的球場里讓人沉醉的空曠與寂靜。
仲春的陽光很充足，關于未來的決定已經做好了，高言跟扎西都感到難得的放松。大學四年，好像最奢侈的竟然是這點空閑，放在生活里，像是偷來的東西。
想到未來，最讓扎西激動的是可以住進一間可以自由使用的房子，像任何心懷創作夢想的年輕人一樣，他想要有一個自己的空間，“大家都可以來，我們想怎么裝飾就怎么裝飾，墻上可以貼我們喜歡的畫，不一定是做歌的，畫畫也可以，我們可以有一段友誼，大家在一起很舒服，然后可以開心地做東西。”
“現在的狀況像是被束著一只手，你明白嗎？” 他說，“如果可以這樣的話，就可以很自在了”，說這話的時候，他往后靠在椅子上，雙臂張開，做出擁有很多空間的樣子。
在人類學中，人類學家用 “通過儀式”（rite of passage）來描述個人生活隨年齡增長從一個階段向另一個階段過渡的過程。在人類文化中，長大常常是一場折磨跟試煉，通過了這場試煉，則確定你是一個可以盡到責任，享有權利的大人，這個過程，不是那么浪漫。
大學的時間被 “考證” 吞噬掉了，就業競爭的前置，讓即將畢業的大學生必須更深地陷入進去。就業競爭也是階層的競爭，它從職場期向前蔓延到高考期，走出家庭，走到外部，完整對接，嚴絲合縫，身在其中的人要么接受，要么離開。“閑逛、游蕩，不合時宜地閱讀與思考” 的 “游蕩者”，似乎只能存在于社會主流與個體意愿之間的縫隙中。
如果說一個剛進入大學的新生，需要的是更多的選擇，那么正在面臨畢業的高言和扎西，必須在種種選項中減少自己的選項。高言在思考中生長出了懷疑，他懷疑選擇到底是不是都是假象，人究竟能否做決定，人能否擁有自由，“我們是否都在扮演那個角色，只是有人演得投入，有人演得勉強？”
大四的人生，就像站在一場 party 散場后的緊急出口里面，看著逐漸吞噬掉快樂的晨光降臨，不過艱難和不快的選擇仍然好過沒有選擇，不是嗎？（轉自：VICE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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